原创

清史小记


一直对历史上的故事饶有兴致,今日听人讲到一个观点:历史不能称之为科学,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去对历史进行重复检验,无法穿越回过去。

诚然,按照科学的严格定义来讲,以目前的技术来说历史确实不能称之为科学。那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何在?历史究竟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历史可以指代过去发生的事。历史之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经验,在这几千年里,人类社会在发展,使用的工具在不断进化,但是人性其实并没有变化太多。人们在面对利益还有选择的时候,古代和现今都是有极大的相似性的。

我们在读历史时,会意识到历史上的很多人物和事件,和我们今天遇到的人物和事件是何其的相似。无数人的故事在重演着。同样我们在见证当今事务的发展时,我们也会觉得这件事在历史上也能寻找到它的原型。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或多一些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不是也能为我们带来它的实用价值了呢?

既然历史是对我们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学习历史来让我们真正的受益呢?学习历史的方法是值得讨论的。有很多人会因为一本人物传记或是正史书籍对一些事情深信不疑,甚至陷入迷失。部分历史学者也会拘泥于一些文字的束缚。 但其实停留在纸面上的历史多多少少会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即使是被咱们同样推崇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记载也是天差地别。都是正史你究竟该信谁? 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务必要加入自己的思考,最好能结合多方的资料要把纸面上所说的和现实结合起来推演一下。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思考一下。读历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也无法做到完全的还原。

当然结合现实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要去丰富自己的经历,当然更有条件的可以去实地考察,地理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答案,地理是历史发生的舞台,数千年的时间并没有让地质变化太多。我们需要丰富的实践,把它和历史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思考它的合理性,再利用历史帮助我们去思考。历史学家说他们很怕考古学家,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考古发现很有可能就推翻了无数历史学家耗费数年的研究成果,全白费,道理也是如此。

关于读历史一定要结合现实,这里讲一个清史中的小故事,是关于征税的,咱们不妨结合现实品一品。

古时中国历代有人丁税这么一说,征税对象是16-60岁没有残疾的成年男子,按照每户的人口数目进行征税,但是这样的制度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是流动的,带有隐私的,尤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绅官宦,在他们私人的土地上,他们的人丁数是很难查明的。这里我们现代人也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这会催生大量钻空子偷税的人。

果不其然,咱们猜的没错。雍正年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1】在奏折中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意思是说富人有大量的土地和收入,登记的人口数却少的可怜,穷人没有什么地却被要交的高额赋税拖累。大量偷税导致的亏空开始出问题了。

这是因为【2】“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

人口是流动的,不透明的,可能今天在这明天又跑到别的地方,统计起来难度甚大。不像土地,就一直在那可以直接统计和测量。这样就给了钻空子的机会,比如富人和有势的人可以去给差人送点钱,或者搞点阴阳人口数。是不是有那味了,古有阴阳人口,今有阴阳合同。或者把人丁挂靠到自己家里的佃户。大家族里50多口人,登记成10口。林林总总花样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穷人并没有这样的途径和机会的。

就如同现在没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团队,没有各种合同的,在公司拿死薪水的职员是没有避税逃税的方法的。

然而国家的开支是摆在那里的,不会说因为阴阳人口数目而减少,不会说富人漏了税,那这开支也没有了,公务员和军队的开支不会因为避税而减少,那么最后这些开支还是得没有条件避税的下层百姓来承担,受“代纳”和“包赔”之苦。无论古今皆是如此。

康熙初年任直隶灵寿知县的陆陇其【3】写到“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 到了什么地步呢,当地的官吏为了来补齐富人避税带来的亏空,对底层的百姓家中的人口数想尽办法压榨,人丁数不该增加的使劲增加,该删除的不去删除。一出生的孩子就被要求登记上名字。死亡了的却不去删除。当然了压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打也可能是骗。但不管如何,这样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百姓会生活的很差,不堪其扰,逃亡是必然的。

这样一来“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名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 没有土地的穷人越来越难。

一直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出现了一个叫李维钧的这么一个人,他是直隶总督,他奏请雍正皇帝将丁银摊入地税征收,他这个人对人性是由考究的,在奏请前他就意料到了这一建议必将遭到富裕官僚阶层及只愿意按规矩行事的户部的反对。

富裕官僚阶层反对很好理解,这个政策会堵死他们肥己营私的门路。但其实户部反对也不难理解,因为一旦制定了政策,就得户部(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财政部)去执行,那太得罪权贵,户部的人可不愿意干。这里户部的做法放在今天也说得通,没有直接压力就先拖。 李维钧深知如此,他综合对这两大强大利益集团考虑, 因此他希望雍正皇帝能够直接拍板。

但是,雍正皇帝在做决定前,还是民主了一把,将李维钧的建议发给了九卿会议讨论, 结果呢,果然不出所料,众大臣【4】“并不据理祥议,依违瞻顾,皆有迎合上意起见”;“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 迟延累日”, 推举几个新上任的下级官员随便说几句, “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 而且很多人直接不来参加会议。

从这里九卿和户部的行为,是不是也觉得古人和现代人在这些事情的反应和处理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在利益团体中行为的相似性。甚至说这里连采取的方法和现代人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可想而知如果雍正再继续发扬民主,那最终权贵逃的税由底层人民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负担给到底层民众,百姓将会苦不堪言,这是是极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雍正皇帝深知此道。

雍正本人虽是满人,但也是熟读儒家经典,知道要孔孟以民为本的思想,民为重君为轻。普天之下大多是百姓,是底层,他们过的不顺,一旦聚集起来暴乱是极其危险的。最终他还是力排众议,在全国强制推行摊丁入亩的制度。

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打击了中饱私囊的官员地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松弛了人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了社会流动性。

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出,并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一昧的推行民主的香甜,并不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里,传统帝制的一个优越性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皇帝可以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束缚,去推行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当然这样,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头脑,身体等各方面的要求是极高的。因为皇帝无法保证他的后代一定能够拥有超强的头脑和身体,一旦无法胜任那就是从上至下的灾难。在清朝后几任皇帝的治理下大清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参考文献

1.《朱批谕旨》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 雍正二年
2.陈嗣良:光绪《曹县志》卷三,《赋役志》
3.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1《编审人丁议》
4.《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 Author: Wdy
  • Publish Time:2021-01-04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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